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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反腐”的缺陷

时间:2016-08-28 17:10:29  来源:  作者:刘红军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当时,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朱元璋还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60辆银子放在现在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现行市值折算,大约就是人民币15000元,这与网络媒体曝光、司法机关公布的一些贪官动辄贪污几千万元相比实在提不上口。在他对贪官污吏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他还发明了剥皮填草,就是将贪污官员处死后,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

但就是如此残酷、令人发指的“惩腐重典”只是在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让官吏“不敢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起初的威慑作用大大削弱,而且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增多,反对者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最终大明朝依然在贪污成风的严重政治腐败中灭亡,没有实现朱元璋的千秋万代永固朱世王朝的美梦。正如朱元璋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那么会有人说,因为朱元璋没有健全监督制度,所以贪腐屡禁不止,历史是这样吗?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为了监督官吏清廉从政主要采取的几种手段:一是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以“绳愆纠缪”,并逐步把七品监察都御史提升为正二品,另设六科给事中掌行政监察,与13道监察御使合称“科道之官”。二是定期考核官吏。分为以京官为对象的京察(6年2次)和以地方官吏为对象的“大计”(3年1次),考察标准有八项:“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以此处理有贪污行为的官吏。三是运用特务机构参与对官吏的监察和惩治,主要特务机构是检校,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以此暗中纠察贪官污吏。四是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以此借助人民力量监督腐败不法现象。洪武元年令:若官吏额外科敛,“许民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而枭令。”洪武十九年,又令说:“今后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民”,或“赋役不均,差贫卖富”或“造作科敛”,“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这第四条放在古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全民动员起来监督官吏。

但就是看起来如此严密的让贪官“不能腐”的监督制度,也没有明显效果,没能改善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态。“不敢腐、不能腐”的手段已经穷尽了,但为何腐败没有刹车呢?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笔者窃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从制度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大明朝毕竟也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皇帝所做的一切,终极目的始终是维护神圣的皇权和封建制度、维护占据统治阶级地位的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这是不可动摇、不可触碰的底线。有时候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做一些让步,但永远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不可能革皇帝自己的命。

二是没有将以典治吏与以德治吏相结合。朱元璋虽贵为皇帝却没有站在道德与责任的高度去教育官吏,没有(当然也不可能)让官员站在人民利益的出发点去为民谋利,去自觉奉献和担当。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而这两点朱元璋是做不到的,因为首先他是专制而独裁的利益总代表,他背后庞大而根深蒂固的利益链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贪腐的顽症不光是朱皇帝没有办法根治,任何其他的皇帝也根治不了。当然,在封建帝王中,朱元璋已经算是反腐第一帝了,只是囿于历史发展和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所幸的是,朱元璋几百年后的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总结,找到了这个破解贪腐难题的法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做出了“尊崇党章,坚持以德治党与以规治党相统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的英明决策,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根治腐败的决心和希望。

愿朱皇帝九泉之下有知,亦可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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